一个可敬可爱的长者

2019-05-10 作者:军事资讯   |   浏览(168)

  我在1979年担任《解放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以后,经常听陈沂同志的报告。那时我就觉得他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大官。他在报告中经常谈到上海还有八十万只马桶、一百万只煤球炉,可见他把老百姓的生活系在心头。他对下级,十分平易近人,善于体恤,十分关心。我在《解放日报》文艺部工作时,还是一个小干部,就能踏进康平路大院陈沂同志的家门。而现在,我如果要见一个现职的局级干部,也是很难的,普通群众就更难了。有一次,我们报社文艺部记者许寅,因为口没遮拦,在一次公开场合无意中提到一个著名的电影演员,那位演员认为伤害了他,就要同许寅打官司。我以为是小题大做。那时我还从未同陈沂同志接触过,就大胆闯到他家里,要求陈沂同志调解。陈沂同志并不因为我人微和初识,就答应出面把它“小事化了”。我在宣传部工作五年,调回《解放日报》之后,住房条件还是很差。卧室兼作书房和会客室,成为“多功能厅”,二楼的抽水马桶经常发生“甲午海战”,水柱冲天。陈沂同志屈驾寒舍,对我说:“你住得那么差呀,车子都开不进来。”我说,我又没有办法。他就说,“你写个申请报告,明天就给我。”第二天,陈沂同志一拿到我的报告,马上亲自送到市委书记邦国同志的办公室,看邦国同志当场批了字,马上拿走交给有关部门,我就分到了现在住的房子。我没有托他,完全是他主动关心我。所以我把陈沂同志视为恩人。凡是有良心的人,总要知恩报恩。哪怕是漂母的一粥之恩,都要永远记住。

  我最尊敬陈沂同志的,是他的人品和党性。陈沂同志蒙冤打成“军内”,发配到北大荒二十一年,历尽艰辛。他是中国传统的“士人”,忠于国家、忠于朝廷,虽九折而不弯,虽九屈而无怨。他像苏武一样,虽然被流放到贝加尔湖,持节牧羊,还是心向汉室,一片赤诚。他像司马迁,虽受宫刑,还忍辱负重,写出《史记》。陈沂同志在室外摄氏零下四十度、室内摄氏零下十一度的严酷环境中,白天挤牛奶、掏牛粪,晚上在十五瓦灯光下创作长篇小说《白山黑水》。我们党把他打成“”,错误地对待他,但是他对党始终没有一点点怨恨之情。他在诗中说:“受自己党处分,哪怕最重,甚至处理错误,唯一正确的态度,更加忠贞。”他在给马楠同志的家书里说:“我们心里岂能一时一刻、一分一秒离开自己的党和领袖呢?我感到我是没有离开党,我时时都在想为党做事。”这些话不是开会时的发言,这是夫妻之间的通信,这种思想境界是完全真实的。建议大家读读陈沂同志的家书,读读陈沂同志的著作,你的心灵就会受到洗礼,你会受到感动、受到启迪,知道应该怎样做党员、怎样做人。我们都说党是我们的母亲,我们是党的儿子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陈沂是党的“孝子”。不管母亲怎样打他骂他、误解他、委屈他,他都毫无怨言、赤胆忠肝。中国的文化传统,士人要讲忠孝,陈沂是党的“忠孝”两全的儿子,这样的思想境界,这样的道德品性,现在的人是很难做到的。我如果有这样遭遇,恐怕不会有这样的境界。现在有些人也讲“忠孝”,忠是忠于自己的家族,变国为家,为妻儿谋利益;孝是孝顺自己的儿子,名副其实的“孝子”。这种忠孝观,只会害国害民。所以纪念陈沂同志百年诞辰,就要学习陈沂同志对党忠诚的高贵品性,这样的纪念才有现实意义。

  陈沂同志长期担任文化部门的领导,在我看来,陈沂同志有关文艺工作的论述也好,他的报告也好,都是严格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,他从来没有整过什么人。他的文艺观,直到现在还站得住。我觉得同陈沂同志思想很合拍,很谈得来。如果他的文艺思想是脱离群众的,跟不上时代的,他在文艺界怎么会有那么多朋友呢?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写纪念他的文章呢?

  陈沂同志鞠躬尽瘁,为国为民,不但在职期间宵衣旰食,为国操劳,退出领导岗位以后,还勤奋耕耘于文化园地,热心于文化事业。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,他发起创办了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,他是第一任会长。炎黄文化研究会集中了当时学术界、文化界、教育界的一大批骨干力量参与领导或担任顾问。许多领导他都一一打电话或者找人来说,要他参加。连我这样没有什么作为的人,他都一再找我谈话,要我参加工作。炎黄文化研究会每年举行学术年会,每次年会之前,他都亲自与大家商量题目。为了开好长江经济研讨会,他还亲自跑到武汉,与湖北省的领导商量。那时他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,我觉得他还有一股使不完的劲。其实人哪有使不完的劲呢,那是一颗永远燃烧着的不灭的红心,是一颗忠党爱国为民的赤子之心。你只要翻开有关陈沂同志的书,这颗赤子之心到处可以见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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